宏觀風險：

宏觀風險指的是一來與政治或長期系統性事件有關的經濟風險，而這些因素均與ESG息息相關。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William Nordhaus及Paul Romer於2018年的研究，曾討論科技創新和氣候變化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而安聯投資的首席投資總監Karl Happe亦曾研究可持續發展如何促進經濟增長，例如通過稅收制度改變不平等現象，以及ESG因素在新興市場步向更高收入時所擔當的角色等。

行業風險：

行業風險是指ESG因素或趨勢，對於某行業的整體表現所帶來的不利風險，例子包括煤礦公司所面臨的環境風險，又或是軍工企業所面對的社會或治理風險等。

發行人風險：

與行業風險不同，發行人風險指的是個別公司因為自身的ESG因素而面對的下行風險。透過分散多元的方法，企業發行人可以較易地管理ESG風險。

投資組合風險：

投資組合風險源自相關資產（例如持股或持債）之ESG因素而面對的風險。在評估投資組合風險時，我們會考慮該投資組合的ESG風險集中度和分散程度，從而量化個別持股的ESG因素如何影響到組合的整體風險/回報。

監管風險：

監管風險指的是伴隨政府、監管或法律之變化而出現的戰略風險。例如，究竟一家公司會否因為新推行的碳排放稅和貿易的意外支出，而須作盈利調整等。

ESG與回報的關係：

為了進一步檢視究竟ESG因素與投資回報有何關係，我們以MSCI旗下的ESG評級，對2008年至2018年歐洲和全球投資組合的歷史表現進行了詳細分析，並得出三大觀察：

首先，根據我們的發現，僅憑ESG因素並不能提升投資組合收益，但是投資組合的ESG因素的確與組合之波動性風險存在關聯。

其次，經濟學諾獎得主Myron Scholes曾言：「減少尾部風險及參與尾部收益，才能以最大程度提升複息回報」。我們的研究發現，相較於簡單地偏好ESG評分高的公司，在一個投資組合中避開ESG評分低的投資，有望爭取更高的潛在複息回報，原因是ESG評分低的公司往往伴隨著較大的ESG尾部風險，而這些尾部風險或極端事項或會對企業產生重大財務影響。

第三，我們相信，透過主動的手法管理ESG因素，在提升投資組合風險/回報表現方面更勝一籌。由於僅憑ESG因素並不能提升投資組合收益，單純地偏好ESG評分高的公司，效果並不彰顯。相反，主動地避開ESG評分欠佳的企業，則更能好好管理投資組合的重大下行風險。

結論：

投資者不妨考慮一些「化被動為主動」的投資策略，即是會因應不斷變化的宏觀、監管及行業等因素，而積極地將ESG因素融入投資決策之中的投資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