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標題提供了更具活力的先導：

通過觀察我們發現，我們周圍的世界日漸向好，我們對這種現象非常感興趣，但是如果沒有數字、日期或事實，這種觀察有什麼用處呢？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在其著作《理性樂觀派：一部人類經濟進步史》讓我有了大概了解。我還要感謝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及其著作《財富大逃亡：健康、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帶來的啟發。如果沒有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的網站（Gapminder上的統計數據讓事實不言自明，並且顛覆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慣性思維方式）和馬克斯·羅瑟（Max Roser）的網站（Ourworldindata.org） ，本研究就不可能完成。

作為行為經濟學家，我知道，我們人類對負面信息的反應往往比對正面消息的反應強烈得多：這是我們石器時代以狩獵採集為生的祖先流傳下來的生存策略。要理解現代世界，我們就需要明確，哪些發展將有助於改善我們周圍的世界，在技術-邏輯引領變革的時代尤其如此。這不僅事關能否明智投資，還是抵禦“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唯一方式（卡爾·波普爾）。只有在理性樂觀的情況下，尋找個中意義才具合理性（紀念偉大的維克多·弗蘭克爾及其著作《活出意義來：從集中營說到存在主義》）。

顛覆的創造力量

“顛覆”：沒有這些詞能更準確地描述我們所處的時代。顛覆，即在以數字化和人工智能為基礎的科技的推動下，除舊佈新，推陳出新。然而，在工業化的歷史進程中，出現時刻早在1926年，蘇聯經濟學家尼古拉·康德拉捷夫（Nikolai Kondratiev，後被斯大林下令處死）就在其《經濟生活中的》。長波》一書中，研究了科技發展的長期突變現象。後來的經濟學家沿用“康德拉捷夫長波”至今。

康德拉捷夫的思想啟發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創造了一個至今依然廣為引用的詞語，即“創造性破壞”。如果熊彼特仍在世，他很可能會就“創造性顛覆”著書立說。

從蒸汽機，鐵路和汽車，到信息技術，機器人和人工智能：突破性的創新始終是工作流程和社會結構變化的驅動力（圖1），從而促進社會繁榮。

幾個世紀以來，全球GDP的變化幾乎微不足道。後來，轉化為工業革命的到來，全球GDP開始大幅增長，甚至呈現指數級增長。全球人口也隨之增加，並在19世紀初首次超過10億大關。然而，世界不斷爆發羅伯特·馬爾薩斯（Robert Malthus）所擔心的那種痛苦荒地。在工業化之前，除掌握權勢的精英階層外，赤貧是所有人的生活常態。直到1980年代初，全球有45％的人口仍掙扎在絕對貧困線上（每天生活費用不足1.90美元）。今天，儘管全球人口已增至至近75億，但極端貧困人口比例僅為10％。的生活。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保持'理性樂觀'。事情經常比我們想像的好。”馬涵義（Hans-JörgNaumer）

全球絕對貧困人口減少的同時，“全球中產階級”同時日漸興起。世界銀行界定的國際“中產階級”，包括以2011年購買力平價為基礎，每日收入在11美元至110美元之間的人口。 。布魯金斯學會所造成的那樣，全球在2018年9月達到一個“臨界點”：全球首次有一半人口成為“富人”或“中產階級”，另一半人口為“弱勢群體”或布魯斯金學會預測，貧困人口減少和中產階級增加的趨勢加劇繼續。在貧困人口增加減少的同時，到2030年中產階級人口將會增至53億。

在人口數量增長的同時，人口的預期壽命也在上升。在18世紀末，全球平均預期壽命不足30歲，而今已超過70歲。美國平均預期壽命接近80歲，歐洲人口。非洲平均預期壽命約為60歲，亞洲則超過70歲。

甚至從絕對值來看，某些社會最脆弱人群情況的一項指標，即兒童死亡同時下降。儘管全球人口以及兒童人口數量持續增長，但是五歲以下兒童人口的死亡率在1990年至2017年年之間下降了50％。10歲至14歲兒童的僱傭率，即童工率在1990年至2012年之間也也下降了50％。1990年，在10歲至14歲兒童的童工死亡率16 ％，到2012年，這一比例比例略高於8％的水平。

全球的日趨繁榮推動實現上述進步。這種繁榮帶來了醫療保健，清潔用水和電力，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而且還促進了技術的傳播。全球超過85％的人口用上了電。

與此同時，信息傳播正在加速，全球能夠獲得知識和進入市場的人口所佔比例越來越大（例如通過智能手機和互聯網）。

例如：印度與尼日利亞。在這些國家，大約70%的人口擁有手機。而在中國，這一覆蓋率幾乎達到100%。信息傳播使市場與價格更加透明，促進知識與創新，並推動競爭。

另請參閱我們關於第二機器時代的投資收入和人工智能的研究，這些研究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我們未來的驅動力。

現有如何？

當然，每件事情都有兩面性，這一點在環境問題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尤其是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自工業革命以來呈指數級增長。工業革命前的多個世紀裡，二氧化碳濃度保持在280 ppm左右，如今已達到400 ppm，而且還在上升。

但是另一趨勢也值得關注：近數十年來，每一美元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呈下降趨勢，能源強度（單位GDP的能源消耗量）也是如此。可再生能源在全球能源組合中的比例仍然較低，但是正在不斷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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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在改變，我們的投資方法也要隨之改變嗎？理性樂觀派應考慮以下幾點：

1. 投資於股票 — 投資有形資產
對於這個最為重要的問題，投資者應捫心自問：“如果我們遵循了理性樂觀派的範式，我是否也就投資了這種“樂觀”、這種“轉型”？“我是否參與了創新和價值創造？ ”這意味著要投資於公司（例如通過股票策略），並由此投資於實物資產。投資儲蓄賬戶和政府債券的同時，不應減少對股票的投資。

2. 投資於變革的驅動力
科技變革對每個行業和地區都產生了影響。因此，何不投資於那些帶來了這些變化以及引領新科技應用的公司？

3. 投資於“主題”而非國家和行業
繁榮與增長是創造性顛覆的一種體現。現有體係正在被顛覆，新的而且更好的替代方案正在形成中。這種顛覆將擴散至各國、各大洲以及各行業。按照國家和行業進行配置已過時了。

畢竟，並不存在所謂的“數字化行業”。數字化滲透到了每個行業，同時去蕪存菁。人口結構變化是全球性現象，各地區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程度各異。並不是個別國家或地區才能走向繁榮，但凡存在自由市場、健全法律體系和競爭的地方都在走向繁榮。

未來的投資策略可能是“主題”投資，而非基於國家或行業的投資。這種策略關注的並不是公司所在行業或地區，而是公司是否是變革的主要受益者。

4. 投資於更加美好的世界
世界在不斷變得更加美好，但是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童工仍然存在，世界部分地區的工作環境依舊惡劣，有些公司和國家治理不善。世界仍然存在著貧富懸殊、環境污染、人類碳足跡超標……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因此，對投資者來說，應投資於更加美好的世界。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要放棄盈利機會。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ESG（環境-社會-治理）標准在投資決策中變得日益重要。 ESG標準是一個不斷發展演變的投資標準，有助於引導資金投向重視環境保護、健康工作環境和良好公司治理的投資對象。

這種方法長期被機構投資者採用，也在逐漸受到個人投資者的重視，投資專家/策略師尤為重視ESG因子整合。 ESG標準已不再被視為是用來排除投資對象的目錄，而是投資分析和證券選擇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學術研究顯示，這未必就會損害投資者的利益。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保持‘理性樂觀’。事情往往比我們想像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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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涵義（Hans-Jörg Naumer）

ESG標準及其對投資影響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有關ESG對投資的意義的研究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揭示了ESG的重要性。 "AbsolutImpact"，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