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秩序：特朗普關稅政策 如何重塑環球供應鏈

基於特朗普之前的言論，我們預期當塵埃落定之時，其貿易政策將對美國存在最大貿易赤字的地區構成最大影響，當中包括中國及更廣泛的亞洲地區。在他的第一任期，我們留意到他對某些來自中國的材料徵收針對性關稅，特別是鋼鐵與鋁材，同時包括其他工業產品，例如飛機零件及半導體。這些措施遭到中國報復反擊，主要對包括食品及酒類產品在內的一系列消費品徵收關稅。

雖然這些措施對美國、中國及全球經濟造成一定影響，但是整體上的後果相對較小，並未對供應鏈或貿易安排造成大規模干擾。有趣的是，在特朗普1.0期間，貨幣變動（即美元走強）減輕了相當一部分的影響。風險之一是全球關稅可能升溫，因為美國現在將所有貿易夥伴都視為潛在目標。事實上，除了貿易流動受阻外，我們亦預期新關稅措施將會影響跨境直接投資的流動，因為製造商會努力將投資引導至受特朗普保護措施影響最小的地區（亞洲及其他地區）。事實上，這可能會對接受一方的經濟產生正面影響，例如，自第一輪關稅之後，印度及越南已經受惠於全球供應鏈的重置。

至 於 美國國內情 況，對 進口貨品徵收新關稅，以及延長2017年減稅與就業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s）（一 般被 稱 為「特 朗 普 減 稅法 案 」），都可能會令通脹加劇，並導致美國政府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GDP）佔比顯著上升。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長期美國國債的收益率上升，以反映最新的通脹預期，以及基於市場前景轉壞的額外風險溢 價。雖然這些措施可能有利於本土經濟增長，但是亦會令市場參與者縮減明年聯儲局的減息預期。就美國的本土企業而言，毛利率偏低、銷售成本與中國相關的比例偏高，以及議價能力有限的企業，將會較受關稅措施打擊。這些企業可能包括伺服器及個人電腦產品的主要硬體製造商。有不少這類型的公司已經分散其供應鏈，可能會被認為有較充分的準備，但是仍有可能會受到影響，這將取決於關稅情況如何發展。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有些企業可能會被迫將生產遷移至美國。

在歐洲，我們認為汽車業面臨潛在的關稅風險最高。舉例說，保時捷汽車並未在美國生產，但卻有超過25%的銷售額來自北美。雖然一些歐洲汽車製造商在美國擁有生產力，但兩大洲之間仍有大量零件及組件的貿易往來，有可能要面臨受阻的風險。

特朗普就職以來，雖然實際情況與其言論不符，到目前為止，我們只看到對中國商品額外徵收10%的關稅，而不是建議的60%，但市場已為更大規模的貿易戰做好準備，預期將有更嚴厲的措施。我們已經看到情況升溫，中國已經以針對性的關稅回應，而規範運送至美國的郵政規則，似乎是這場交鋒的最新戰線。然而，即使不確定性存在，回顧特朗普1.0時關稅的影響，仍能讓我們作為預測未來的參考。就如我們看到一些中國生產商增加在墨西哥、泰國及波蘭等地生產，以避免美國的進口關稅。

今次，要指出具體的預期措施或許為時尚早，特別是美國政府的情況仍在快速發展，且每天都在改變；但明顯是，任何持續對中國商品徵收新關稅的做法，都會促使這些商品的製造商尋求擴大其供應及製造基地，以避免潛在的額外成本。

事實上，在特朗普2.0下「中國+1」主題將會更加深化，亞洲企業已經開始在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及泰國等地擴充新產能。我們已經留意到馬來西亞檳城等地的半導體產業蓬勃發展，並帶動當地供應鏈的發展，以支持這些跨國企業，並在過程中創造吸引的投資機遇。此外，不少具前瞻性的當地製造商已經制訂出計畫，藉取得土地及政府審批來遷移生產地點，以降低特朗普2.0下的相關風險。

至於區內另一個經濟巨頭印度，對美國淨出口佔其經濟的比重微乎其微，少於GDP的1%。雖然在歷史上，這一直被認為是印度經濟的弱點，但是特朗普1.0卻將之轉化成優勢，原因是在「中國+1」的利好因素下，印度成為不少企業開展業務的中立場地。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來，印度在技術上的演進，反映其相對於中國的成本差異已經收窄，而新冠疫情則促使許多來自各行各業的印度企業嘗試將其供應鏈的關鍵部分本地化。

這些發展意味印度現已準備就緒，在特朗普2.0下有可能更能受惠。雖然印度對美國服務出口存在風險，但是不少印度企業已努力對沖這些風險。以印度最大幾家資訊科技供應商為例，過去約有30%薪金來自美國，但現在的比例約為60%。

最後，我們談談台灣。在特朗普1.0時，台灣對美國的出口，約佔整體出口的13%，而現在已上升至約23%，台灣現在是對美國貿易赤字最大的地區之一，去年在全球排名第六，領先日本與韓國，而這個數字還在快速上升當中。這些因素反映台灣可能會成為美國貿易制裁的目標。由於出口約佔台灣GDP的60%，其中約四分之一出口至美國，因此台灣幾乎肯定會受到潛在貿易戰的負面影響，即使我們現在認為這只是極端情況。不過，我們亦不能排除為達成其他目標而威脅徵收關稅，就如我們最近在哥倫比亞所見，當地接收遣返的非法移民個案。